停止奋斗，生命也就停止了
停止奋斗，生命也就停止了——托马斯·卡莱尔
卡莱尔生平
英国历史学家和散文作家，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 6卷；1858～1865)。他的人生态度：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却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接受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改变的。
早年
为詹姆斯‧卡莱尔的次子，也是他父亲第二次结婚后生的长子。父亲是石匠，后为小农场主，对加尔文主义的信仰深厚，其性格和生活方式对卡莱尔有著深刻、持久的影响。卡莱尔也同样事母至孝，十分照顾他的8个兄弟姐妹，对家庭的浓烈的亲情从未减退。
曾在埃克尔费亨的乡村小学就读。1805年进安嫩中学上学，明显受到同学们的欺负，1809年入爱丁堡大学。他博览群书，但没有明确的学习方向。他父亲希望他当牧师，但卡莱尔越来越对这个天职产生怀疑。他有数学的天赋，1814年在安嫩担任数学教师。1816年转往克科底(Kirkcaldy)的另一所学校任教。当时苏格兰的牧师和神秘主义者欧文(Edward Irving)正在那所学校任教。喀莱尔十分敬佩和爱戴的人极少，但欧文就是其中之一。卡莱尔后来曾说过，「要不是欧文，我根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怎么一回事」。即使在欧文去伦敦(1822)后，他们仍保持著友谊，欧文去伦敦后成了有名的牧师。
之后几年中，卡莱尔的生活很艰辛。教学工作并不适合他，于是他放弃了教学。1819年12月重返爱丁堡大学攻读法律。在爱丁堡的3年惨淡岁月，他很孤独，找不到明确的人生意义。最终他放弃了当牧师的打算。他做过一阵私人家教和新闻工作，贫困孤独，内心常处於激烈的天人交战状态。约1821年他经历了一种转变。
几年后，他把这个转变写成故事《衣裳哲学》(Sartor Resartus)，该书醒目的特点是非常消极──整本书中表达了对魔鬼的深恶痛绝和没有对上帝的爱。虽然人们可能怀疑他是否真的经历过他在书中所描写的那些情景，但暴力肯定是卡莱尔那种扭曲的、反抗的精神的特点。在这段贫乏的日子里，他开始认真学习德语，十分赞赏德意志文学，尤其崇拜歌德。他曾於1824年翻译出版了歌德的的《威廉‧迈斯特的学徒训练》。同时他在这段期间居无定所，先后在爱丁堡和邓凯尔德(Dunkeld)等地担任过几次短期的私人家教。
婚姻
1826年10月17日，他和珍·威尔斯(Jane Welsh)结婚。她非常聪明，楚楚动人，但有点喜怒无常。她父亲在哈丁顿(Haddington)行医，家境富裕。珍曾是欧文的学生，在婚前他们已相识5年。他们曾经犹豫过，也曾为钱困扰过，这些在他们来往的信件中都有记载。有趣的是，平时傲慢的卡莱尔在恋爱期间对他未来的妻子写信时常用的竟是软弱、恳求的语气；婚后却是个专横跋扈、难以相处、动辄发怒的丈夫。尽管他们十分相爱，但婚姻却是充满吵架和误解。卡莱尔的挚友都认为卡莱尔是性无能。
婚后初期，卡莱尔夫妇大部分都住在邓弗里斯(Dumfriesshire)郡的克雷根普托克(Craigenputtock)。喀莱尔为《爱丁堡评论》撰稿，并写作《衣裳哲学》。此书出版后大获成功，但起初找出版商却是非常困难。此书文笔辛辣、幽默，把自传和德意志哲学奇妙地混杂在一起。其主题是：人类最深刻信念的各种理智形式已经死亡，必须寻找适应时代的新形式；但这种新的宗教体系的知识内涵是很难懂的。作者曾说「要用新的神话、新的媒介和衣服来具体表达宗教的神灵」，但他从未能清楚说出这该是什麼样的「新衣」。
伦敦
1834年他一连谋求几个职位都没有成功。於是携妻迁居伦敦切恩街(Cheyne Row)，从事写作。一年多的时间竟未赚得一分稿费，他害怕有朝一日会将所有的积蓄花光。但他不甘屈服，开始雄心勃勃地撰写历史著作《法国革命》。他写出一部分后拿去给穆勒(J.S. Mill)看，不料穆勒不小心把手稿烧掉了，这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之后卡莱尔写信给穆勒，语气很豁达，几乎可以说是很欢快。以他当时雄心勃勃、非常需要有一份成功的文学事业、贫穷潦倒、白白浪费掉数个月的光阴，以及他那常常忧郁、动辄发怒的性格来看，他能以这种语气写信给穆勒真是异乎寻常。看来，他似乎极易对一些琐碎烦恼之事发怒，而对於重大的、可怕的考验反而能承受。他之所以经常心情沮丧、忧郁，部分原因是他认为个人不幸的遭遇还不足以与他悲剧性的人生观相提并论；於是他在紧张的研究工作中寻求解脱。他选择的题材似乎都明显存在非凡的戏剧情景，而这些情景正是他自己生活中所缺乏的。这本论述法国革命的书也许是他最伟大的成就。那部分书稿被毁后，他如疯似狂般地重新投入写作。1837年初脱稿。出版后立即获得人们真诚的赞扬，这本书获得极大成功，此外，多方开始邀约他去演讲，如此他经济上的窘境也就迎刃而解。
按照他视历史为「圣经」的理念来看，他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对王朝和贵族的愚蠢和自私的报应。为支持他这简明易懂的理念，他引用了大量宝贵文献；在描述人物性格时，不时有感人的技巧。下列引文具有行文复杂、措辞激烈、充满厄运的散文的特点，文体时而口语，时而幽默，时而严肃：......一个威严的国民议会展开其序幕；以无穷无尽的冲突黑幕遮蔽之；奠基在摇晃而无底的地狱上；骚乱持续不断。时间、永恒，还有空虚都围绕在它周围；它做它能做之事，和让它做的事(第二部第三卷第三章)。虽然许多读者都为书中的那些戏剧性情景所震撼，但是他们还是为卡莱尔那预言式的长篇说教和与当代情势的关系感到困惑，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
他在《宪章运动》(Chartism, 1840)一书中强烈反对传统的经济理论，但是把激进-进步的和反动的成分奇怪地混杂在一起。随著《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1841)的出版，开始流露出他对力量的崇拜，特别是当这种崇拜结合了坚信上帝所赋予的使命的理念时。他论述了英雄犹如神(北欧神话)、先知(穆罕默德)、诗人(但丁和莎士比亚)和教士(马丁·路德和约翰·诺克斯)、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和柏恩斯和卢梭)和帝王(克伦威尔和拿破仑)。也许他在处理诗人题材时表现得最好。虽然他可能会刚愎自用，但他从未受流行的观点摆布，特别是他对但丁的分析要比别人更为深刻。两年后，他在《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英雄观。该书旨在「透视........一个多少有点遥远的世纪........希望从而或许能为我们这怜的世纪作例证」。他把中世纪修道院院长智慧而强大的统治拿来和19世纪的软弱与混乱状态作对比，他声称赞同前者，尽管他曾拒绝过教条主义的基督教，并对天主教特别厌恶。
因此这是很自然的事：卡莱尔应该致力把克伦威尔吹捧为他理想中的英国最伟大的人物典范，也洋洋洒洒写出了庞大的《奥利佛‧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1845年还推出《详解》。接著又於1850年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现代短论》(Latter-Day Pamphlets)，其性格中的粗暴一面在书中特别突出。如他在论述模范监狱的文章中，他想要说服大众：那些最残忍、最无用的人却在19世纪新建的监狱中得到悉心照料。卡莱尔不会说谎，但他是个不可信赖的观察者，因为他看到的永远是他事先就决定自己该看到的。
1857年他开始研究另一个他崇拜的英雄腓特烈大帝。1858～1865年发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 1855年4月他写过一封信给被流放的俄国革命家赫尔岑，信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他当时的政治态度。他在信中说：「普选权不管怎样改头换面，我对它从来没有抱过任何幻想，而现在(如果还有可能)只能说对它抱的幻想更少了」。他还提到「由议会雄辩、自由出版和按人头计算主宰的十足无政府状态(正如我猜想的那样不幸)」(引自卡尔〔E.H. Carr〕的《浪漫流亡》一书)。
不幸的是，卡莱尔从不会尊重普通人。他与基督教发生争吵的关键也许就在於此，而不是为了什麼对福音的真实性的历史怀疑。基督教过分看重弱者和有罪之人。他那狂暴的性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严肃的加尔文主义者谴责罪恶的欲望，以及天生的神经质坏脾气。他经常为此责备自己，却始终未能改掉。
晚年
1865年他出任爱丁堡大学校长。1866年4月就职，他的就职演说本身并不十分出色，但他在演说中大力提倡道德，因而立即获得成功。1866年的就职讲演稿以《论书的选择》为题发表。在爱丁堡取得这次成功后不久，他的夫人在伦敦突然去世，葬在哈丁顿。喀莱尔撰写的墓志铭存放在教堂内。之后他始终没有摆脱夫人去世的悲哀情绪。他又活了15年，身心疲惫、无聊，几乎成了隐居者。期间有几次公众事件获得他大力支持：他积极为因严厉镇压1865年黑人暴动而被解职的牙买加总督埃尔(E.J. Eyre)辩护。喀莱尔赞扬他「拯救了西印度群岛，吊死了一个煽动闹事的混血儿。如果让我当法官，我就判那个闹事的人绞刑。
1870～1871年爆发普法战争，卡莱尔十分激动。他说「德国应该成为欧洲的总统」。但这种激动的时刻很快就烟消云散。
晚年
他极少写作。1875年写成《挪威早期帝王史》，1881年出版《回忆录》。后又将其妻子的书信加以编辑，於1883年出版，书名为《卡莱尔夫人书信集》。虽然人们提出将他的遗体葬在西敏寺，但是最后还是按照他的遗愿，把他葬在埃克尔费亨他父母的坟旁。
